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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人财富观的变迁:酣战通胀四十年,从只相信储蓄到选择庞氏骗局-1

    gats 2018-09-10 19:32
    在这四十年,中国人的财富观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,从时髦到普及,从漠视到积极的全过程。

    时间:2018.09.10 16:25

    来源:饭统戴老板(ID:worldofboss)戴老板

    1988年8月15日晚上,52岁的上海人陈映霞,正在自家狭窄的弄堂小房里,给全家布置战斗任务:丈夫去华联商厦抢洗衣机,大儿子去淮海路抢录像机,儿媳妇去第一百货抢鸭绒被,小女儿去徐家汇抢肥皂洗衣粉,她自己去豫园抢金首饰。

     

    “你们要看牢自己的皮夹子,明天务必要买到!”陈映霞大手一挥,宛如指挥战役的将军。

     

    陈映霞一家正在密谋的事情,无数上海家庭也都在紧锣密鼓的策划:越来越多的消息在私下里流传,说是到9月份,街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商品,都要进行大涨价。弄堂里有邻居耸人听闻地讲道:“现在能买金镯子的钱,到时候只能买金戒指了。”

     

    8月16日一大清早,陈映霞一家就奔赴各条战线,结果到处都是人山人海,很多商场不到10点就已经卖完全天的货,银行门前更是排起了取款的长队。到了20号,部分商品已全部售罄,到了28号,食盐和火柴需要凭票供应,铝锅甚至要结婚证才能购买。

     

    在上海之外的全国,物价闯关引起的抢购潮也在风风火火地上演。济南有市民用板车运回家100公斤盐;广州一女士扛回家10箱洗衣粉,足够五年用;北京一位老师商店去晚了,只抢到200盒火柴和够喝一年的酱油。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攒的那些钱,从一本本银行存折,变成了一箱箱消费品。

     

    涨价是那些年的时髦词,一直要等到很多年后,老百姓才能熟练地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:通胀。

     

    在日后的《中国物价年鉴》记载中,这一年被重点标记:“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、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。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.5%,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.7%的基础之上。”

     

    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攒了些许私人财富的中国人,第一次面临“如何抵御通胀”的这个难题。“理财”这个词汇,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完全陌生,他们只能依靠给自己储蓄保值的本能,把平时存在银行里的钱,换成保值的黄金和耐用品,以及短缺的消费品。

     

    抢购商品,上海,1988年

     

    陈映霞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。丈夫在一家国营饭店做厨师,自己在上海家用化学品厂做会计,单位效益都不错,但全家生活节俭,若不是涨价的传言搞的人心惶惶,她也不会有如此魄力,将存折上的钱取出相当一部分,抢购那些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。

     

    多亏她的统筹调度,一家人在排了几天队后,终于把抢购清单上那些该买的、不该买的都统统攒齐。不过他们一家人来说,尽管物资短缺的1988年只是特殊的一年,但这种力图让家庭财富保值的战斗,陈映霞一家还要参与很多次。

     

    在往后的那些年里,中国人的财富跟这个国家一起飞速成长,而管理这些财富的观念和手段,也经历了从懵懂到接受,从时髦到普及,从漠视到主动的种种变化。

     

    01

     

    陈映霞们能有用来排队抢购的钱,还是要归功于改革开放。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,个人财产仅限于基本的生活资料,居民跟财富的关系,已经不再是“所有”,更谈不上是一种“权利”,而“管理”这种概念更是彻底湮灭。

     

    从均贫富的社会形态,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,这条路并不容易。1979年2月19日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,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“万元户”的事迹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主角黄新文,曾因多腌了几桶咸菜,就被批评成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这会儿又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潮水般的信件向他涌来,大江南北数亿农民们将富裕起来的希望,寄托在万元户黄新文身上:有的询问他会不会养河蚌珍珠,有的咨询他如何培植蘑菇……

     

    在那个工人平均工资不到30元,5毛压岁钱就很有面子的年代,有人质疑:“每年收入1万元,肯定是歪门邪道!”

     

    这让黄新文感到惶恐,幸好《人民日报》很快又发表了社论,再次给予舆论支持,公社党委书记也力挺黄新文,鼓励他向乡亲们传播养猪技巧,并规定,凡是年收入过万的家庭,都送一只烧猪以示鼓励。没过多久,公社就送出去二十几只烧猪。

     

    一旦打破了思想桎梏,全国人民致富的积极性就完全被激发了起来。“万元户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逐渐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最强音。河南卖花的陈书奇、广东卖早餐的容志仁、武汉经营百货的谢明万…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,演绎了创富故事。

     

    1982年宪法改变了只保护“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”的提法,改为保护“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”,这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。不过,这一阶段先富起来的人多数来自体制外,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青睐体制内的稳定,因此对他们既羡慕,又轻蔑。

     

    直到“温州八大王”和傻子瓜子先后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国家的肯定,中国人的创富热情才被彻底点燃。不过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,大家在劳动致富的轨道上一路奔驰,没有渠道去做理财。这个阶段,老百姓就像勤劳的松鼠,源源不断的将劳动所得存入银行。

     

    陈映霞两口子,就属于每月工资存银行的那种。陈映霞所在的单位,生产好几种全国紧俏的商品,效益很不错,加上丈夫常常被私下请去掌勺,收入很不错。陈映霞的大儿子,在大众合资厂工作,每月能存不少钱,儿媳妇的单位虽然效益一般,但胜在工作清闲。

     

    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工家庭,日子过得很是红火,而全国其他几亿个家庭,也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。从1978年到1988年,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181元,翻了三倍多;而居民存款总额却从210.6亿元直线飙升至3801.5亿元,足足翻了18倍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不过在那个年代,银行几乎是唯一的理财通道,储蓄≈理财,财富升值率≈银行定期利率。

     

    直到今天,储蓄仍然是中国人理财最重要的手段。除了儒家文化里"崇俭黜奢"的传统外,造成这一现象的还有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: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中国人面对日益增大的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教育的压力,他们需要用储蓄,来对冲未来的风险。

     

    当然,在那个年代,中国人除了银行也没有其他的理财渠道。不过从1982年开始,陈映霞和丈夫就经常在领工资时,收到一种叫做国库券的东西。这种花花绿绿的纸,长得像人民币,但又不能直接当钱花,陈映霞偶尔在急用钱时,托人按95折换成现金。

     

    国库券宣传画,1987年

     

    1981年,中国恢复发行国债,1982年,国债以国库券的形式向居民开放,这种“有价证券”从此开始进入大众视野。从刚开始“买的越多越爱国”,到后面单位强制摊派购买,群众对这种不能进入市场流通、利息不能短期兑现的有价证券又爱又恨。

     

    普通人并不理解这种“有价证券”的历史意义,而敏锐的人,已经嗅到了投资和暴富的机会。

     

    02

     

    1988年的3月28日,38岁的上海人杨怀定,气哄哄的从上海铁合金厂辞职了。厂里仓库丢了一批铜,居然就因为他经常给大家散烟,就被保卫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。当真贼被抓住的时候,委屈的杨怀定深感“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”,这单位不待也罢。

     

    放下铁饭碗的杨怀定在家躺了两礼拜,琢磨未来该干哪一行。焦躁的他把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都抱回了家,73张报纸把本就逼仄的房间铺的落不下脚。杨怀定很快就在这密密麻麻的资讯里,挖到了金矿:1988年4月21日,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。

     

    初中毕业的杨怀定读过茅盾写的《子夜》,明白“凡是交易,就有高低价”的朴素道理。低买高卖就能赚钱,杨怀定想明白就干。4月21日大早,他怀揣之前攒下的两万多块钱,来到银行,以108的价格全部买进,几个小时候就以112的价格清仓。

     

    杨怀定一天就赚了800多块钱,在当时,这个数字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。

     

    尝到甜头的杨怀定更加关注报纸上有关国库券的信息了,当他发现合肥也放开了国库券交易,并且当地价格仅售94元时,他深知发财的机会到了,开始了在合肥和上海两地倒卖国库券的日子。他像疯了一般的颠倒日夜,多运一次,身家就要增多两成。

     

    突如其来的暴富,让杨怀定感到兴奋又惶恐,一天吃四片安眠药也睡不着。为了吃颗定心丸,他跑到税务局去自首,说自己是小平同志说的先富起来的人,要交税,却被告知国库券交易所得不用交税;他又跑到人民银行询问自己是否合法,却被反问“你觉得呢?”

     

    最后杨怀定只好跑到公安局,以每月600元的工资请了两名公安人员为其当保镖。“说实话,不是为了保护自己,而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,哪怕今后真有什么状况,也能说是在人民公安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,总不至于给太严重的处分。”

     

    国库券成就的不只是杨怀定,上海的三家老牌券商:万国,申银,海通都是靠在全国倒卖国库券赚取了第一桶金。在1988-1992年这段时间里,已经熄灭了几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复燃,财富的大门短暂地向拥有灵敏嗅觉的人敞开,又迅速关上,把后知后觉的大众拦在门外。

     

    1988年,对于普通老百姓陈映霞来说,是抢购生活用品的一年;对于冒险者杨怀定来说,是觅得发财奥秘的一年;对于手眼通天的倒爷阶层来说,这是暴富的一年。在这一年,全国商品价差、贷款利差和外汇汇差共计3500亿,其中70%流入了倒爷们的私人腰包[1]。

     

    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财富,只属于一小部分人,至于那句“十亿人民九亿倒”,更像是一句美丽的谎言:那些特殊时期的灰色蜜糖,在哪个年代都不会属于普通人。

     

    对于像陈映霞这种普通的中国人来说,他们理财的渠道的第一次扩容,要等到1990年。在这一年的12月,深圳和上海先后成立了证券交易所,人人都能开户的股市,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人的悲欢喜怒的集聚之地。而在整个90年代,股市更是除储蓄外最重要的投资场所。

     

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,1990年12月

     

    让杨怀定跨越成为杨百万的,不是国库券,而是股票。1990年12月,杨怀定以每股91元的价格买进2000股“真空电子”,短短几个月就涨到800元,20万变160万!那个年代A股特别猛,比如豫园股份从1块钱很快就飙到108块,今天币圈也要甘拜下风。

     

    排队认购“真空电子”的股民,上海,1990年

     

    巨大的财富效应迅速吸引了社会的关注,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并不熟悉的股市充满着好奇。沪深交易所仅有的几只的股票,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资金的需求,新股发行就成为了投资者们翘首以盼的机会了。由于投资者太过热情,1991年万国证券发行兴业股票时,几乎造成了踩踏事件,这让公安部门感到头疼。

     

    1992年,上海推出了新的股票发行办法:股票认购证,凭身份证购买,每本30元。能否买到股票,要看认购证是否中签,中签了才能买新股。这本是为了平抑市场情绪的措施,却引起了更大的炒作。新股还没上市,股票认购证却很快价格炒上了天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上海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的门口成了认购证的黑市,这里整整水泄不通的堵了两年,而更大的认购证炒作则在深圳,一个比上海更大胆更冒险的城市。

     

    1992年8月,深圳政府宣布新股认购证发售之后,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向深圳涌来,认购证要用身份证购买,有人甚至背了七公斤身份证的包裹来到深圳。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,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。一座60万人的城市涌进100万的投资者。

     

    冒雨领取申购的证的股民,深圳,1992年

     

    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排着长队购买认购证的人群,这场闹剧最终演变为震惊中外的“8.10”事件,直到今天深圳新股中签只能购买500股,都与此事有关。

     

    在整个90年代,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给了平民老百姓很大的冲击,投资者知识薄弱,风险意识差,监管不完善等缺陷无可避免,但就是在这种蛮荒与火热之中,中国人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,让国人在银行之外,有了第二种的投资理财的选择。

     

    营业部看盘的股民,1996年

     

    股市是第一个全民能够参与的理财场所,不过很快它就不再形只影单,到90年代末,房地产隆重的登上历史舞台,对于国家而言,它是拉动经济的支柱产业,对于个人而言,它是最大的财富吸水池和倍增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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